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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运娱乐优惠活动」李治安:元康里氏铁著家族世袭怯薛及昔宝赤新考
作者:匿名 浏览:4412 时间:2020-01-09 11:19:23

「添运娱乐优惠活动」李治安:元康里氏铁著家族世袭怯薛及昔宝赤新考

添运娱乐优惠活动,2015年10月,魏坚和李雨濛在“纪念杨志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隋唐宋元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元康里氏铁著家族墓志铭考释》,首次运用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收藏的《赠云中郡公铁著墓志铭》(以下简称《铁著墓志铭》)、《故康里氏改的公墓志铭》(以下简称《改的公墓志铭》)和《故承直郎崇祥规运提点所大使卜颜帖木儿墓志铭》(以下简称《卜颜帖木儿墓志铭》),对康里氏铁著家族八代近50人的军功、入充宿卫、与皇帝对话、官爵、使用名字及习俗等做了很好的研究。由于三方墓志均未见著录,又兼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康里氏栏失载阔奇端礼拔实丁氏,而此三方墓志能够提供康里人及其家族较丰富的新资料,补史传之缺失,可望将元代康里人的既有探讨向前推进一步。笔者基于魏坚主编的资料和研究,侧重于铁著家族世袭怯薛及昔宝赤问题,略做考察。

一、铁著家族成员世袭怯薛及“近侍”根脚

康里人是古高车人后裔,属于突厥的一支,8—11世纪生活在乌拉尔河以东至咸海东北地区。元代东来中土的康里人,多数原本为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等处时所掳掠的驱奴和签发的军士。他们在元朝境内或升任皇室贵族的怯薛宿卫,铁著家族成员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铁著墓志铭》载:

公讳铁著,姓阔奇端礼拔实丁氏,世为贵胄。其先康里国亲枝也,在本国居显列者甚众。后因经乱,谱谍散亡,不能考距[据]。公之高祖普咱、护都鲁父子知命时,太皇龙飞,亲征而略定其国,远迎天兵。上问根□,喜对近臣曰:“二人康里国亲支也。”遂召入宿卫。从征回回域,战必先锋,累建奇勋,特赐尚书名爵,日见亲用。

康里人原先主要从事游牧业,东来中土后,因语言、生活习性与蒙古人较多类似,比较容易和蒙古贵族亲近,也容易被吸纳为家臣宿卫。普咱、护都鲁父子被成吉思汗以“二人康里国亲支”“召入宿卫”,或缘于语言沟通便利以及对康里贵胄的某种青睐。这与康里国“近属”曲律和牙牙兄弟先被窝阔台汗“怜而抚育之”,后又被蒙哥汗“召入宿卫”,以及线真兄弟十人“皆被太祖所虏”,线真六岁因拖雷妻抚育而入忽必烈宿卫颇多相似。而后普咱、护都鲁父子以先锋“从征回回域”,“累建奇勋”。《铁著墓志铭》又载,护都鲁子孛罗“复从太皇征诸国”及从蒙哥汗攻蜀,“每战必先登”。孛罗子脱忽思“袭父宿卫,从军攻城略地”。这符合成吉思汗创建怯薛时“如厮杀则教在前,平时则做护卫”的谕旨。至于普咱、护都鲁父子之所以“日见亲用”,除充宿卫和“从征”军功外,还与“特赐尚书名爵”有关。后者可能不单是“名爵”,估计在此前后已用为掌管文书之类。时值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奉命创制畏兀儿体蒙古文未久,康里人和畏兀儿人同属突厥分支,普咱、护都鲁父子利用其突厥母语优势充任“尚书”,也算是用其所长。

铁著等三方墓志又能披露该家族诸多成员世袭充任大汗皇室宿卫以及怯薛制度的若干重要情节,详情见表1。

表中显示,自普咱往下,铁著家族八代21名男性成员中,入充宿卫(含昔宝赤)者达15人,占总人数的71%,且自太祖到顺帝延续十一二朝。若减去“俱幼早卒”的撒迪弥实次子教化、三子脱欢和丑斯次子哈剌铁穆迩,则入充宿卫者约占该家族成年男子总数的83%。《卜颜帖木儿墓志铭》云“世执戈从军”,多半指世袭充任怯薛护卫军。铁著父撒迪弥实也曾标榜“三世通籍”怯薛。称其为怯薛宿卫世家,实至名归。从15名成员充任怯薛宿卫的情况窥知,

一是任“昔宝赤”和“速古儿赤”者较多。据统计,担任昔宝赤的7人(撒迪弥实、月里失、铁著、丑斯、改的、卜颜帖木儿、明安铁穆迩),担任速古儿赤的3人(丑斯、卜颜帖木儿、咬住),担任一般宿卫的4人(脱忽思、阿尔浑、月里干、明里不花)。

二是同一人或先后任两三执事,或呈现出由疏远向亲近的提升。例如,铁著先被忽必烈授给皇孙铁穆耳,“由是□领昔宝赤”。“成皇践祚,受知益深”,“为舍儿别赤”(,调制香果饮品者)。尤其是铁著第三子卜颜帖木儿,历泰定、文宗、顺帝三朝,逐步提升,日趋近密。《卜颜帖木儿墓志铭》载:

泰定二年八月,伯父迭里哥儿平章引觐晋帝于察罕脑儿。上奇其貌资颖悟,面谕皇太子曰:“此元勋之子,善提撕,备所用。”遂命领伴当廿人为昔宝赤。文皇天历二年正月廿五日,在兴圣之延华阁,太师太平王燕帖木儿引觐,上嘉为宝儿赤,久受眷知,令毋禁其出入。七月,继命为把盏宝儿赤。及今圣幸上京,在大安阁之楠木鹿顶,(丞)〔承〕旨别不花引觐,命为速古儿赤,继命为昔宝赤。日见亲用,宿卫内府无间出入,凡鹰鹞之务并听裁决,尝赐表里楮币。至正五年三月廿六日,特命为尚饰奉御兼尚辇,授承事郎。七年三月三日,以怯薛官朵儿只班中丞大都住夏,有旨提调怯薛事。十二月,任满。八年三月,改除太府右藏库使,授承务郎。九年五月,有旨仍提调怯薛事。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命为速古儿赤、扎撒兀孙。

昔宝赤,即蒙古语,掌鹰隼之事者。宝儿赤,即,“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关于“喝盏”与“把盏”,《辍耕录》云:“天子凡宴飨,一人执酒觞,立于右阶,一人执柏板,立于左阶。执板者抑扬其声,赞曰斡脱。执觞者如其声和之,曰打弼。则执板者节一拍,从而王侯卿相合坐者坐,合立者立。于是众乐皆作,然后进酒,诣上前,上饮毕,授觞,众乐皆止。别奏曲,以饮陪位之官,谓之喝盏。”据此,把盏宝儿赤当是有幸在宫廷宴会中“执酒觞,立于右阶”,亲自为皇帝及“陪位之官”斟酒侍觞者。譬如世祖初领“太官内膳”的玉昔帖木儿“侍宴内殿”,曾负责“行酒”,诸王妃奉诏“执妇道”答礼。足见把盏宝儿赤较普通宝儿赤稍显贵重。速古儿赤,即,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扎撒兀孙,即,执掌法令者。这四五种怯薛执事,能够直接提供飞放、饮食、衣服等御前服侍,亦即《元史·兵志二·宿卫》中“皆天子左右服劳侍从执事之人”,简称近侍。而自昔宝赤到宝儿赤、把盏宝儿赤、速古儿赤、扎撒兀孙,乃至“提调怯薛事”,大抵是逐步提拔升级。前揭“怯薛官朵儿只班中丞”,即木华黎七世孙、拜住之族弟,文宗时“命为尚衣奉御”速古儿赤,至正六年(1346年)后由中书右丞拜御史中丞。墓志明言:至正“七年三月三日,以怯薛官朵儿只班中丞大都住夏”,负责大都留守;卜颜帖木儿于至正七年(1347年)三月和九年(1349年)五月顺帝巡幸上都之际两度“有旨提调怯薛事”,且曰“十二月,任满”,当是奉旨替代怯薛官朵儿只班掌管扈从上都的部分怯薛事务。此种“提调怯薛事”,在该家族成员乃至康里人宿卫士中实属难得的荣耀,故而墓志铭中有两处予以记述和强调。

《元史·兵志二·宿卫》记,“怯薛长之子孙,或由天子所亲信,或由宰相所荐举,或以其次序所当为,即袭其职,以掌环卫……其它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之事,悉世守之”。这段文字的前半部分述怯薛长子孙袭职程序较详瞻,后半部分述怯薛执事世袭却简略模糊。幸而《元史》卷一四〇《别儿怯不花传》及前揭《卜颜帖木儿墓志铭》可补后半部分之不足。燕只吉氏别儿怯不花“特命领宿卫,升荣禄大夫、宣徽使,加开府仪同三司。凡宿卫士有从掌领官荐用者,往往所举多其亲昵。至别儿怯不花独推择岁久者举之,众论翕服”。这里的“宿卫士有从掌领官荐用”与前述“引觐”基本是一回事,只是“引觐”重在宿卫大臣出面引领觐见皇帝由皇帝裁定批准,最终完成“荐用”。其适用范围包括同一皇帝位下的怯薛子孙承袭和新、旧皇帝位下怯薛的转移承袭等。

有元一代,皇帝与御位下怯薛执事之间具有稳定或专属的主从关系,不仅终身不得改变,还能子孙世袭,尤其讲究怯薛对皇帝等使长的特定或排他归属。后者也给皇位更迭之际的怯薛世袭带来了某种复杂性。由于皇位更迭,往往随之发生新帝对先帝万人怯薛的继承或更新重建。在此过程中,原万人怯薛仅有一部分能被新帝留用。其间履行的所谓“引觐”及“荐用”,比起同一皇帝位下的怯薛子孙承袭更加不可或缺。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尚书省奏准的“请充卫士者,必廷见乃听”,说的也是此种“引觐”。即使是铁著家族世袭宿卫,也不例外。前揭三位“引觐”大臣中,“伯父迭里哥儿平章”的族属履历暂无考,然从“伯父”称谓看,或许是康里同族。钦察氏燕帖木儿系文宗朝及顺帝初权臣,曾和其父床兀儿随武宗海山出镇漠北,“备宿卫十余年”。文宗即位后又一度“乞解相印还宿卫”,足见是时已兼领文宗怯薛。“丞旨别不花”,即翰林学士承旨别不花,其族属生平尚待详考。“引觐”及“荐用”,体现了皇帝对新怯薛资格及领属的认定与批准,故在元代怯薛延续更新中相当重要。履行了由这类宿卫大臣出面的“引觐”及“荐用”,就意味着与新帝缔结了主从关系,名正言顺地从先帝怯薛转为新帝怯薛。而有资格通过“引觐”及“荐用”的,大体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成吉思汗四怯薛长后裔“根脚”和“预怯薛之职而居禁近者”,且有鹰师、厨子等特殊技能;

二是被“引觐”的宿卫大臣、皇帝信任与批准。具体到卜颜帖木儿,主要是其祖父、叔祖到两位兄长数世掌管昔宝赤等的“根脚”以及三位宿卫大臣的提携。由此,他也就幸运地成为历泰定、文宗、顺帝三朝的怯薛元老执事。

铁著家族成员通常只任职于怯薛,较少出仕朝廷或地方官府。其四世祖脱忽思就被称为“惟以上留中为尊荣,不以受事补外为显达”。五世祖撒迪弥实也自言,“虽三世通籍,而吾名未尝一挂仕版”,尽管忽必烈曾有“欲代桑哥之职,不幸死矣”的“震悼”语。而后铁著被任命为某官府达鲁花赤时,却“辞陈不任使令”。武宗“念其前朝旧臣”,“立康里卫”时“继命为指挥使”,他复以“臣无他弟,兄子皆幼。祖父幸有薄产养廉,袭领昔宝赤足矣”予以推托。仁宗时又“屡以弗称辞”。铁著次子改的同样缺少“大名分”官爵,“不事显倖,后以扈从终”。其他任职“大名分”正规职官的仅四人:月里失“袭大宗正府也可扎鲁忽赤,历仁虞院使”;月里干“特授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铁著第三子卜颜帖木儿先后担任承事郎尚饰奉御兼尚辇、承务郎太府右藏库使和承直郎崇祥规运提点大使;铁著长孙明安铁穆迩“拜资善大夫、上都留守”。其中多半是怯薛执事添饰汉地式官衔等宫廷管理官。这与康里氏阿沙不花家族以及不忽木家族率多出仕朝廷大臣高官形成较大反差。

元人虞集云:“国家之初,任才使能,惟其所宜,以成天下之务者多矣。制度修明,见用之亲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见闻于家庭,习熟于典故,而又宿卫禁近,密勿周慎,出纳辞令,有非疏远微贱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铁著家族的上述情况恰能印证:元代色目人在官场政坛上的基本倚仗与蒙古人近似,皆是“宿卫禁近”的“根脚”,而非学儒读经及后期的科举。“见闻于家庭,习熟于典故,而又宿卫禁近”,即谓此。只有包括撒迪弥实、铁著在内的蒙古、色目“公卿大人之子弟”,才能享受此种得天独厚的“根脚”特权,一般汉人、南人“疏远微贱草茅”者很难染指。撒迪弥实、铁著及其子孙之所以标榜“惟以上留中为尊荣,不以受事补外为显达”,并且不止一次地“辞陈不任使令”,主要是“袭领昔宝赤”等“根脚”特权及由此而来的“幸有薄产养廉”等。然而这种“根脚”特权及利益,容易导致文化上的局限或“桎梏”,或对其吸收先进文化不利。该家族子孙世袭怯薛、“领昔宝赤”,长期生活在上都和大都昔宝赤鹰人群体等半封闭的环境中,容易一味安享“根脚”制带来的常年在皇室怯薛等蒙古文化“圈子”内生活及彼此交流,容易导致只懂蒙古语及突厥语。长此以往,他们也就多半没有能力或不屑于与汉人等官宦文士打交道,没有能力或不屑于进入朝廷或地方正规官署任职,只能退而“屡以弗称辞”和满足于“惟以上留中为尊荣”了。

尽管怯薛拥有一般臣僚无法比拟的“大根脚”,但从康里人充怯薛的诸多史实中不难窥见,蒙元怯薛宿卫依然为皇室“主子”的家臣或家内奴隶。譬如,线真系“康里部大人”海蓝伯幼子,被成吉思汗掳掠为奴。六岁时“太祖以赐”拖雷妻唆鲁和帖尼,“后怜而育之,遣侍世祖于藩邸”,“尝同卧起,寒暑饥渴,曾不告劳”,当属典型的黄金家族及忽必烈的老奴隶家臣。康里国“近属”苦灭古麻里氏“越数国”东来,向窝阔台汗进献二子曲律、牙牙时说,“此吾国之遗胤也,不可为人所得,而辱于奴隶,敢以来归,幸他日为天子使”。此处“奴隶”与“使”,当属同义。康里国灭亡后,其被掳子民多沦为奴隶,苫灭古麻里氏将二子进献给窝阔台汗的用意,无非是欲令二子充大汗的家臣宿卫以供役使,充天子之奴。铁著家族成员类似事迹虽不及前二者凸显,但也不乏相关的蛛丝马迹。孛罗子脱忽思,“幼从父入觐”,窝阔台汗“怜而抚育之”,后世祖忽必烈等两次“赐妃子”,酷似家门内的奴隶待遇。撒迪弥实死后,世祖“剌有司敦治丧葬,给内府楮币若干缗,各宫赙赠金帛有差”。铁著病逝,仁宗“特赐内闱金帛楮币,各宫赙赠有差”。卜颜帖木儿身故,“上悯其潜藩旧臣,赐楮币若干缗,储殿各宫、省、台、院给赙有差”。这类浩荡皇恩,尤其是“赐妃子”和各斡耳朵后妃赙赠的背后,仍隐约可见主子对家奴的格外眷顾与恩典。

二、关于世袭“领昔宝赤”

在元世祖初年重组万人怯薛的过程中,昔宝赤鹰人分支也得以较快建立。康里氏铁著家族有幸成为元朝屈指可数的世袭“领昔宝赤”家族。奉命“领昔宝赤”,肇始于脱忽思次子撒迪弥实。而后还有脱忽思三子月里失,撒迪弥实长子铁著,铁著长子丑斯、次子改的和三子卜颜帖木儿以及丑斯长子明安铁穆迩陆续“领昔宝赤”,共计四代7人。

这里重点讨论该家族成员“领昔宝赤”的三个问题。

第一,撒迪弥实“特命领昔宝赤”和“创盖鹰房”的时间。

碑刻文献表明,康里氏阿沙不花和铁著两家族世袭昔宝赤且分别牵头创建了上都一带的昔宝赤鹰房聚落。撒迪弥实“特命领昔宝赤”和“创盖鹰房”的时间,关系到铁著家族在元朝昔宝赤群体中的资历或权势,有必要稍加考订。

《铁著墓志铭》载:

撒迪弥实,牛而资貌奇伟,气禀刚方……以功臣子召入宿卫。世皇见而爱其气骨,器异之。既冠,沉毅果决,膂力、智计过人。日遂近侍,特命领昔宝赤……首建上都,赐第大西关及住夏草地。开平近郊西凉亭之南,滦水之右,奉旨创盖鹰房。

据叶新民等研究,“开平近郊西凉亭”亦即察罕脑儿行宫。有关察罕脑儿附近的昔宝赤鹰房,《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中说,“三日后,至一城,名曰察罕脑儿()。中有大宫一所,属于大汗。周围有湖川甚多,内有天鹅,故大汗极愿居此……在此驯养鹰隼海青,是即其乐为之艺也……此城附近有一山谷,君主建数小屋于其中,畜养鹧鸪无数,命数人守”。元末周伯琦仿佛是为《游记》作“注脚”,云:“至察罕诺尔,云然者犹汉言白海也……其地有行在,宫曰亨嘉殿,阙廷如上京而杀焉……居人可二百余家,又作土屋养鹰,名鹰房,云需府宫多鹰人也。”“创盖鹰房”,亦即“建数小屋于其中”和“又作土屋养鹰”。《游记》与周伯琦一唱一和,表明察罕脑儿行宫附近筑土屋以驯养鹰隼海青及居处养鹰人确凿无疑。

从前揭墓志铭字面上看,撒迪弥实“特命领昔宝赤”在建上都之前,“创盖鹰房”在建上都之后。仔细推算,可能并不尽然。“奉旨创盖鹰房”紧挨着“首建上都,赐第大西关及住夏草地”等字句,可知“创盖鹰房”肯定在开平正式命名为元上都的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之后,这应是“创盖鹰房”的上限。

出土于河北省沽源县的八思巴字“昔宝赤八拉哈孙站之印”,背款镌刻曰“至元十七年六月造”。八拉哈孙(),又作八剌哈孙,蒙古语“城”之意。按照常理,应当是“创盖鹰房”居前,“昔宝赤八拉哈孙”或“昔宝赤八拉哈孙站”的建立在其后。如此,至元十七年(1280年)可视为“创盖鹰房”的下限。

据前揭墓志铭可知,撒迪弥实“特命领昔宝赤”在其“既冠”之后,也就是二十岁之后。撒迪弥实“寿四十有一”,则其“领昔宝赤”长达二十年左右。用撒迪弥实去世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减去20年,为至元八年(1271年)。此年份晚至建上都之后,恰又在“创盖鹰房”的上限与下限之内。

由此可以基本推定撒迪弥实最初“领昔宝赤”的较确切时间当为至元八年左右,其“创盖鹰房”或稍晚。如果此种推算成立,撒迪弥实“领昔宝赤”和“创盖鹰房”当均在建上都之后,而非一前一后。

据《元史·阿沙不花》和黄溍《康里氏先莹碑》记,阿沙不花家族“领昔宝赤”的最早时间是“暨宪宗御极”,阿沙不花之父牙牙及其叔曲律两兄弟“既长,召入宿卫,领昔宝赤”。足见铁著家族成员“领昔宝赤”明显晚于阿沙不花家族。然而,撒迪弥实“领昔宝赤”不久,即奉命在察罕脑儿行宫附近“创盖鹰房”。而阿沙不花奏准,“以大同、兴和两郡当车驾所经有帷台岭者”,“作室岭中”,构建另一处昔宝赤的屯集地,则晚至平定乃颜之乱后的世祖朝末。就是说,上都一带较大的鹰房屯集处,至少有察罕脑儿“昔宝赤八拉哈孙”和大同路、兴和路“当车驾所经”的帷台岭两处。文宗朝“命兴和建屋居海青,上都建屋居鹰鹞”可为佐证。它们先后建立于至元八年后和至元末,且分别由撒迪弥实“奉旨创盖”和阿沙不花奏准“作室”。虽然撒迪弥实“创盖鹰房”的时间先于阿沙不花,但因牙牙、曲律兄弟领昔宝赤较早,阿沙不花、脱脱兄弟又积极拥戴武宗、仁宗与安西王阿难答争夺皇位等,总体上看,铁著家族在昔宝赤群体中的资历、权势及任官级别等还是明显逊色于阿沙不花家族。

再看《元典章》中有关撒迪弥实“鹰房子”的记述:

中书省札付: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鹰房子撒的迷失说称:“俺为上位的鹰鹞失了,与诸人的鹰鹞分辨不得上,奏呵,奉圣旨:‘百姓的诸人鹰鹞每,脚上拴系的牵皮,使用黑色皮子者,休用红紫杂色皮子。’钦此。”

撒的迷失系撒迪弥实的同名异译。此处“鹰房子”,恰是至元八年到二十八年撒迪弥实所任官职“领昔宝赤”在上奏札付中的俗称。撒迪弥实此次上奏的内容,主要是“上位的鹰鹞失了,与诸人的鹰鹞分辨不得”。因其直接关系到御位下鹰隼海青等的遗失、辨别与寻找,故能获得元世祖特颁百姓“休用红紫杂色皮子”的圣旨,并通过中书省札付发布各地。这条《元典章》公文,也是铁著家族成员迄今唯一见于元代官方史书的确凿记载,不失为撒迪弥实履行其“领昔宝赤”职责的有力史证。

第二,关于改的等“善鹰事”、“遏猎”及“僮隶”伴当。

《改的公墓志铭》云:

(铁著次子改的)稍长,袭领昔宝赤。泰定四年,扈幸上京。秋,奉旨试遏猎云州迤山墅。时更变,民肆图劫猎,遇焚,得免者公数人。生而气貌英爽,事母以孝,育妻子以慈,处宗戚以睦,驭僮隶以宽,礼宾友以厚。善鹰事,不事显倖……

这段史料可披露铁著家族成员“领昔宝赤”的如下信息。

养鹰与一般怯薛执事不同,更讲究“熬鹰”“过拳”“跑绳”“勒膘”等专门技艺,其职业技艺的父子相传甚至超过宝儿赤厨子。该技艺通常又为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所擅长。铁著次子改的“善鹰事”,广而言之,当是突厥分支康里人与生俱来的技能,只是在世袭“领昔宝赤”业已祖孙三代的改的身上,技艺更高超、更突出。此其一。

“奉旨试遏猎云州迤山墅”句之“遏”,是狙击、抵御或堤坝的意思,“遏猎”即围猎。而“云州迤山墅”,当指古云州一带延绵曲折的山野,或许与“络野笼山卷朔陲”“千里阴山骑四周”的三不剌是同一地。关于此次围猎,《元史·泰定帝纪》等失载。然而,揆之泰定帝是年迟至闰九月己巳(十九日)才返回大都,比泰定三年(1326年)九月庚申(初四日)返回大都的时间晚了半个月,四年秋泰定帝三不剌围猎或确有其事。如果此种解释不差,《改的公墓志铭》就提供了泰定帝赴三不剌围猎的唯一史证,或可补文献之缺。此其二。

“驭僮隶以宽”,可与前揭《卜颜帖木儿墓志铭》中改的幼弟卜颜帖木儿泰定帝朝“领伴当廿人为昔宝赤”互证,说明昔宝赤群体亦领有相当数量的“僮隶”“伴当”。昔宝赤领有一定数量的伴当,符合成吉思汗创建怯薛时正员携伴当入充的旧制。这种大汗怯薛执事之下又领有伴当,相当于“凡婢役于婢者,俗谓之重台”。忽必烈称中书省所拟参政脱脱忽为“人奴之奴”,以及哈剌赤领有哈剌赤户,也与之类似。此其三。

第三,昔宝赤随驾征战。

有元一代,随驾征战同样是怯薛分支昔宝赤必须履行的义务。《铁著墓志铭》载:

至元丁亥,诸王乃颜叛,上亲征。飞矢至前,从者色动。公(撒迪弥实)奋自众中,跃马持短兵斩其骁将二人,乃颜势披靡。上壮之,赐生口、金帛。平叛后,君臣始有休息之期。入朝,上尝谕公扳难克隽敌,气勇不顾身,第其功最。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亲征叛王乃颜之际,撒迪弥实“领昔宝赤”业已十多年。“公奋自众中”句中之“众”,应主要指昔宝赤军士群体。《马可波罗游记》中言,忽必烈平定乃颜之乱“召集的这三十六万骑兵不过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元史》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载,“帝乃议亲征,命征兵辽阳,(阿沙不花)以千户帅昔宝赤之众从行”。二者皆可证昔宝赤军队从征乃颜之实。换言之,至少有昔宝赤千户以上的军队参与了忽必烈亲征乃颜。此外,还有世祖末年阿沙不花“以西手千户领昔宝赤从成宗北征,与海都战”。成宗初“昔宝赤从征诸军自备马”多达1190余匹,各地鹰房不时被括为兵以及迄元末昔宝赤万户建制的延续。以上事实表明,昔宝赤不仅是怯薛分支养鹰人群体,也是元朝军队中的一支。昔宝赤千户、万户的征战职能及功勋,很大程度上也是该执事在元廷颇受重视,以至于在文宗朝发展膨胀为最庞大的怯薛分支的重要背景之一。另外,由康里氏铁著和阿沙不花两家族成员掌控昔宝赤及军队,对武宗初年康里侍卫亲军创建及其在西域人卫军中与钦察卫、阿速卫鼎足而立,同样是有助力的。

三、元后期铁著等家族得势与蒙古化走向

下面继续就康里氏铁著等家族对昔宝赤的掌控、后期得势以及蒙古化走向再做申论,以探寻元后期康里人和怯薛、昔宝赤的若干深层次动态。

笔者曾编制《元代阿沙不花、铁著等家族成员世袭昔宝赤一览表》,以观察昔宝赤相关家族世袭任职及数代连续掌管鹰房的情况。表中所列12个家族中,唯有康里人阿沙不花家族和铁著家族任职昔宝赤的连续四五代,多达7~9人,又历经宪宗、世祖到顺帝等10朝左右,时间长达百年以上。而且所任多为“领昔宝赤”等高级官职。“领昔宝赤”之“领”,即总领、统领之义;合而言之,是“凡鹰鹞之务并听裁决”的意思。这与两家族皆有若干名成员担任昔宝赤鹰房最高长官仁虞院使或仁虞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是相通的。这类情况又是高宣家族、赵柔家族和巴丹家族等所无法比拟的。不得不承认:康里氏阿沙不花和铁著两家族,自世祖以降,较大程度上实际掌控或支配着怯薛分支昔宝赤。

拙文《元朝诸帝“飞放”围猎与昔宝赤、贵赤新论》曾指出,迄文宗朝,御位下昔宝赤及鹰房户已构成怯薛内最庞大的分支集团。一度急剧扩展至14024人,接近怯薛“大内四宿之卫”、“累朝宿卫之士”、“内饔”、“累朝旧邸宫分饔人”及“媵臣、怯怜日”等人数的总和。这的确是元后期怯薛组织值得瞩目的动向。撒迪弥实、卜颜帖木儿、明安铁穆迩等任职“领昔宝赤”及速古儿赤,长期掌控怯薛分支昔宝赤,既可彰显该家族紧随阿沙不花家族在元后期政坛得势,亦披露出色目人在怯薛中得势。就是说,与昔宝赤分支几乎被康里人阿沙不花和铁著两家族成员掌控及其政坛得势相伴随的,似乎还有元后期色目人在怯薛组织中的明显得势。笔者的这一认识至少能够得到三条证据或背景的支撑:

其一,前述“引觐”卜颜帖木儿的三位怯薛宿卫大臣中,至少有“伯父迭里哥儿平章”和燕帖木儿是比较确凿的色目人,某种意义上,两位色目宿卫大臣也是在借“引觐”有意提携其同一族类,亦即“所举多其亲昵”,进而培植壮大怯薛中的族群势力。

其二,前述卜颜帖木儿在至正七年三月和九年五月顺帝巡幸上都之际,两度奉旨替代木华黎七世孙“怯薛官朵儿只班中丞”“提调怯薛事”,掌管扈从上都的部分怯薛事务,这在元前期是不可企及的。

其三,诸如仁宗朝哈剌鲁人曲枢,泰定帝朝回回人倒剌沙,文宗和顺帝初钦察人燕铁木儿及其后康里人中书右丞相定住、中书左丞相铁木儿达识、中书左丞相哈麻、御史大夫雪雪等色目宿卫大臣,一概权势显赫。这也基本符合元朝宗亲分封、“家臣治国”的基本格局和武宗以降色目等新贵依赖扈从军功及助力争夺皇位等自下层扶摇崛起的朝政大势。

“元代社会可说是汉人与非汉人,以及汉文化与非汉文化的大熔炉”。蒙古人、色目人较多地汉化与汉人、色目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文化影响的同时并存,相互激荡,相互融会,构成了元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与走向。具体到元后期色目人的文化发展趋向,大致有三:汉化、回族化和蒙古化。张沛之近年致力于研究元代色目人家族的文化倾向,新撰《元代康里铁著家族的文化倾向》指出,铁著家族婚姻对象大多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虽然其墓地自第五代由上都迁至大都郊外,但在取名、礼仪上仍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习俗,或多受蒙古文化影响。笔者赞成张沛之的看法,且格外留意影响其文化倾向的婚姻和子弟教育。从前揭三方墓志窥见,铁著家族的婚姻对象罕有汉人。该家族子弟的文化教育,更是颇具特色。

《改的公墓志铭》载:“公年十三丧厥父,妣云中郡夫人忽都的斤术而彻氏教之学书礼,既通。稍长袭领昔宝赤。”《卜颜帖木儿墓志铭》言:“公八岁失严考,母云中郡夫人忽都的斤术而彻氏诲以学通书礼。”铁著子弟的家庭教师并非聘请汉人文士,而是铁著之妻“大宗府左右司郎中怯来公之仲女”忽都的斤术而彻氏。忽都的斤,是常见的蒙古人名。术而彻,疑即,系蒙古乞颜氏长支的名称,《蒙古秘史》译写为主儿勤。如此,担任铁著子弟家庭教师角色的,当为蒙古核心部族女性。

再看所学“书礼”谓何?该家族子弟“习礼”,实缘于《铁著墓志铭》中窝阔台汗“回谕”脱忽思“令习礼”。是时,耶律楚材刚拉开蒙元用汉法的序幕,脱忽思所习之“礼”,极有可能是蒙古宫廷礼俗,亦即《元史·祭祀志六》“国俗旧礼”之类,而不会是汉儒经典《仪礼》《周礼》和《礼记》。又因《铁著墓志铭》《改的公墓志铭》和《卜颜帖木儿墓志铭》皆出自翰林国史院编修高厚一人手笔,故改的、卜颜帖木儿兄弟所学之“礼”,当与脱忽思所习之“礼”并无二致,亦为蒙古宫廷礼俗。“礼”既如是,又揆以未曾见该家族成员有通晓文学书画者,与汉族文士间的交游往来偏少,故此处的“书”,不太可能是汉儒的《尚书》、四书或书法,倒像是指蒙古语或突厥语文书。蒙古语与蒙古宫廷礼俗等,颇适合“领昔宝赤”等怯薛执事的需要,故改的“学书礼,既通。稍长袭领昔宝赤”,也算是学有所用,顺理成章。这与前揭虞集“见闻于家庭,习熟于典故,而又宿卫禁近”之言,不期而暗合。假若身为康里氏的改的、卜颜帖木儿兄弟所学“书礼”是汉儒经典,没有汉文人五年左右的专门教授,难以奏效,达到“通”书经及四书、三礼的水准,更需要付出“皓首穷经”般的艰辛。而由铁著妻忽都的斤“诲以学通书礼”,几乎是难于登天。

概言之,铁著家族子弟平素接受的基本是蒙古文化与礼俗教育,大抵也只懂蒙古语或突厥语。这与他们世袭怯薛“领昔宝赤”,长期生活在上都和大都昔宝赤鹰人群体内的半封闭环境相吻合。

鉴于婚姻、子弟教育和臂鹰飞放职事所在等,迄元后期铁著家族成员的汉化或回族化几无踪迹可寻,蒙古化的文化倾向则比较明显。

笔者还认为,迄元末,色目人上述汉化、回族化和蒙古化的三种文化倾向,实际是处于倾向或尚在未然状态。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顺帝率部分臣属自大都健德门北逃,则是令三种倾向或未然最终兑现的契机。凡是跟随顺帝北逃的色目人及少量汉人,最终会融入蒙古人;凡是遗留在大都及以南地区的色目人,最终肯定是走向汉化或回族化。这主要是元朝覆亡之后明朝与北元南北对峙、明长城的重新修筑、农耕与游牧族群再次被地缘隔离等大环境所酿成。至于铁著家族成员是否跟随顺帝北逃,是否最终会融入蒙古人,史无明文,不好遽然判定。然而,有两条信息值得重视:

一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铁著长孙“明安铁穆迩,袭领昔宝赤,拜资善大夫、上都留守”。资善大夫为正二品,与副宰相中书右丞、左丞等品阶相同。上都留守历来是由皇帝亲信怯薛“根脚”担任的重要官职,元朝前期基本是由贺仁杰家族世袭,其孙辈太平还受赐“蒙古氏”。明安铁穆迩元末任此官职,尤其是仍然“袭领昔宝赤”,更是从北方民族共有的游猎生涯层面增大了其文化上倒向蒙古人的可能性。

二是顺帝自大都北逃,时值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按照元世祖以降昔宝赤鹰房春季携带所养鹰赴上都、十月以后携带所养鹰南下大都附近的惯例,参酌与之相应的铁著家族上都“大西关及住夏草地”和大都鸣玉里、西城里的夏、冬季居第并存情况,当时的昔宝赤鹰人群体极有可能是滞留于上都一带,这也就能直接为翌年三月初顺帝狩猎于上都近郊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役。鉴于这两条,加之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明军北攻大都的危急形势,包括铁著长孙明安铁穆迩所领昔宝赤在内的部分康里人暂时滞留于上都和追随顺帝父子继续北逃,最终融入蒙古人的可能性颇大。如果此观点能够成立,在这部分康里人率多蒙古化和最终融入蒙古人的过程中,怯薛昔宝赤执役既是其平素的最佳“学校”,又提供了其终极兑现或完成的机缘。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文载《史学月刊》2019年第10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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